把“組織”“服務”“治理”還給社會

——訪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

中國社會報  包穎

“2014年是社會治理創新年。”這是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所長王名眼中的2014。他今年的24個提案中有16個與社會治理有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激發社會活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如何更好地激發社會活力，新社會治理，走出一條社會建設的新路子？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王名委員。

王名認為，在我國現階段，激發社會活力的關鍵在于推進政社分開，重點在于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讓社會組織真正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具體來說，要啟動社會體制三大改革：建立統籌全局的社會改革領導新機制，為社會建設釋放更大的體制空間；加快社會立法進程，盡快啟動組織法和行為法立法議程，為推進社會建設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設立“社會治理特區”，加強兩岸三地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深度合作，探索中國特色的治理現代化新路子。

統籌全局的頂層設計

記者：改革推進到今天，社會體制改革已經進入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并列的范疇。您怎么看社會體制改革？

王名：和我們在經濟改革初期遇到的情況相似，在推進社會建設中遇到的最大阻力來自體制，因此從十八大以來中央就明確提出要加快社會體制改革。

社會體制改革不單純是社會領域的問題，它是和政府改革連在一起的，沒有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政社分開，就沒有社會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是一個整體，需要統籌全局進行頂層設計，并整體推進。由任何一個部門來擔當社會體制改革的推進者，不僅勢單力薄，難以做到統籌協調，也容易囿于部門的眼界、職責和利益，難以形成統攬全局的頂層戰略。

因此，我建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統一領導下，設立社會體制改革委員會，讓中編辦、發改委、民政部、人保部、教育部、衛生部等相關部委參加進來，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頂層設計。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社會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為社會建設釋放更大的體制空間。

啟動社會體制三大改革

記者：社會體制改革還在起步階段，您認為應怎么推進？

王名：社會體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屬于社會的還給社會。一是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改革，已經啟動，目標是“ 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也就是把“ 組織”還給社會，讓更多的社會組織成長起來，激發活力，在社會建設中發揮主體作用。二是以事業單位為核心的社會服務體制改革，要改革現行的事業單位體制，改變社會服務由政府壟斷性供給的格局，建構主體多元、機制靈活、覆蓋廣泛、開放競爭的現代社會服務體制，說到底，是把“服務”還給社會。三是以人民團體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體制的改革，要改革現行的人民團體體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會主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的現代社會治理體制，也就是把“ 治理”還給社會。

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聯系、相互制約的。現在全國有50萬家社會組織、130萬家事業單位、700多萬家人民團體。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沒有社會服務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的改革，即使社會組織成長起來，在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上也發揮不了多大的作用，無法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

社會體制改革，是要激活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讓它們充滿生機。就像當年國企改革，是要讓國企真正成為市場主體，我們要讓事業單位真正成為社會服務主體，人民團體真正成為社會治理主體。

推進社會組織立法

記者：社會組織三個條例尚未修訂，為什么要提出制定社會組織的組織法和行為法？

王名：社會領域立法滯后已成為制約社會建設的瓶頸，特別是社會組織相關法律不健全、位階過低、權威性差，成為制約社會組織健康規范發展的主要障礙，也是近年來許多社會詬病問題頻發的根源。要改變這一局面，既需要盡快修訂現行法規，又需要加快制定包括社會組織基本法、慈善事業法、志愿服務法等在內的法律制度，為社會建設提供全面的法治保障。

社會組織基本法，要明確組織的權利、責任等，是對組織的規范和保障。志愿服務法針對公民和相應的組織體，現在社會公眾有較強的志愿服務能力和意愿，相關法律就要加快制定。慈善事業法是對慈善行為的規范。當下很多地方政府還不明白慈善是民間行為，把慈善當作政府的職能，法律要明確政府是規則制定者、倡導者和推進者，但不是慈善事業的主體。又比如慈善信息公開，這次出現的嫣然天使基金的事情都可以詬病到我們沒有規制。慈善信息公開，應該有明確的、剛性的規定，在哪里公開、怎么公開、公開到什么程度，要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下來。

設立“社會治理特區”

記者：您是基于什么考慮，提出“社會治理特區”概念的？

王名：這純粹是一個設想。當時搞經濟體制改革，中央有決心拿出一塊地方來試驗，因為一個地方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全局。我們現在搞社會體制改革，也不能把任何一種模式或政策在全國試一把，但小到一個小島，大到一個城市，是可以拿出來試驗的。

香港在20 世紀70 年代后特別是回歸以來大力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將95%以上的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事務交給民間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承擔。臺灣各種形式的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基層自治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企業等社會創新空前活躍，政府和社會組織的各種合作機制也日漸完善。

參照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建設“ 經濟特區”的做法，我就內地和港臺在社會治理方面的深度合作提出如下設想：探索建立“ 社會治理特區”，劃出一定區域，全面重構社會治理系統，在建立兩岸三地合作新體制的基礎上借鑒香港和臺灣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在特區里，試驗的空間很大，可以讓政府職能單一化，只有社會管理職能，其他的比如財政、稅收、安全等職能，由中央政府抽上去。特區政府可以把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職能包出去，可以請香港和臺灣的社會組織進來，把我們的社會組織帶動起來。很多地方為什么社會改革改不動？原因是都靠在政府身上，把政府給抽出來，就是要讓社會自己成長起來。